“我行贿了”承载不起国人的反腐梦想

　　印度网站“我行贿了”红了，而且，因为有交通部长这位超级粉丝，“我行贿了”网站还取得了相当好的反腐效果。对于此种反腐路径，“拿来主义”既是一种必需，也是一种必要，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。毕竟，就我国当下的反腐语境而言，多一条路径就比少一条路径强。

　　但是，“我行贿了”网站未必就能承载得起国人的反腐梦想。首先，就算是印度版“我行贿了”网站取得了部分成功，也仅仅是依赖于一些人治或偶然因素。印度版“我行贿了”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：其一，倘若没有交通部长这位“牛粉丝”，“我行贿了”网站到底能发挥多大效力，还很难说；其二，印度版“我行贿了”网站中所举报出来的行贿丑闻，多数为社会底层的小额行贿，在整个权力体制之中，多多少少有点“只拍苍蝇不打老虎”的味道。印度版“我行贿了”尚且如此，在中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就更不在话下了。

漫画/张广墅

　　首要的问题在于，“我行贿了”四个字在逻辑上本就不成立。具体来说，“我行贿了”首先是一种犯罪——行贿罪。《刑法》第389条明确规定，“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，是行贿罪，数额较大的，或者违反国家规定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的，以行贿论处。”第390条规定，“对犯行贿罪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情节严重的，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”虽然《刑法》中也有“被勒索不是行贿”与“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，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”的规定，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：勇敢地说出“我行贿了”无异于将自己检举给纪检机关。这一点，对于我国大部分从行贿中受益的官员来讲，是个相当纠结的问题。

　　就行贿性质而言，在我国的权力体制之内，大多数行贿者并非都是“被勒索而行贿”，相反，许多人是主动行贿。这种主动行贿，对个人而言是工作需要，对企业而言是发展需要，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政治需要……因为这样那样的需要在种种“潜规则”下显得很是“合理”，所以更多的行贿者是陶醉或享受于自己的行贿行为的，指望行贿者断掉自己的晋级之路去承认“我行贿了”，根本不现实。

　　就网站而言，我也很是怀疑它们能否一贯保持独立特性。不排除有些网站确实是以维护正义、弘扬正气而存在的，比如温州那个著名的“703网站”。但仅两三天的时间里就能出现3家“我行贿了”网站，而且点击率一日突破5万，就很是让人怀疑，这些网站究竟是看重了“走红”还是看重了反腐？要反腐，可以不用印度的形式；不想反腐，只想走红，那就找一个好点的噱头。另外，如果网站真能做到独立，我也很担心这些网站的命运。

　　本质的问题在于，“我行贿了”式的反腐还只是一种依靠于媒介的告密模式。对反腐大业来讲，这种模式还是略显荒诞的。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纪检部门能够成为“我行贿了”网站的忠实粉丝，但“我行贿了”网站却可以成为纪检部门的踏实粉丝。一言以蔽之，几个网站承载不起国人的反腐梦想；反腐需要的是刚性的体制，不是软性的媒介，反腐体制不健全，再多的反腐媒介都难言根治。

　　◎王传涛